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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當年輕人忙人啟動雙11購物狂歡時，管理中國經濟事務的最高機構開了非常重要的會。
時隔九個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重回公眾視野，高層在會上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簡單五個字，透露的信號卻很重大。它顯示高層的經濟判斷和治理思路出現調整。
有分析人士認為，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的提法正逐漸從官方話語體系淡化，“供給側改革”成為未來一段時期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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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是個新提法，此前較為少見
習近平的原話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
通俗解釋一下這個新概念。之前，中國側重于需求端管理，要刺激經濟，首先想到的是擴大需求，增加消費。
樓市，政府調控效果多年不達預期，原因在于只著力于打壓需求，而不是擴大房地產的有效供給。
FT中文網此前的一篇分析說，強勢機構通過人為制造“供給短缺”，從中獲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價的現象仍普遍存在于經濟中的很多領域，這直接侵害了作為需求方的廣大民眾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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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出現的頻率在增加
今年10月10日，中央財經辦公室主任劉鶴到廣東調研時強調，要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尸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他1個月前的廣東之行可謂中央本次首提“供給側改革”的先聲。
供給側改革，就要從生產、供給端入手。僵尸企業的普遍存在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吸血鬼，過剩產能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沉重累贅，劉鶴提“供給側改革”，有的放矢，是對當前中國經濟開出的一劑藥方。
11月初，民生證券管清友和朱振鑫在一篇流傳甚廣的文章《應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八條對策》，明確提出解決當下經濟的問題，要“平衡需求側擴張與供給側改革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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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之一：經濟主要矛盾發生變化
“投資出口占比太大，消費占比太小”的時代正在遠去，而“供給跟不上需求”正凸顯經濟增長的重要障礙。“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給側改革”最基本的背景。
當下中國消費品供需正面臨著不可忽視的結構性失衡。
一方面，傳統的中低端消費品供給嚴重過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消化不了，價格持續下滑；而另一方面，高品質消費品供給不足，中國居民在海外瘋狂掃貨，馬桶蓋也要奔赴日本購買。
按照國際經驗，人均 GDP在8000 美元左右時，消費結構將從生存性消費向發展型消費升級，而當前中國人均 GDP已達到7800 美元，可是供給側遠遠尚未對發展型消費升級做好準備。
“供需錯位”已然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路障。民生證券管清友和朱振鑫認為“供給不足”和“需求不足”是當下最大的問題。
當下的問題一是供給不足。
服務業、高端制造業、中西部和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供給依然嚴重不足，很多人為了購買一份心儀的體檢產品或一個馬桶蓋而遠赴海外，但也有很多城市卻每每在暴雨之后成為水城。這種短缺不可能單純依靠凱恩斯主義從需求端去解決。
二是需求不足。
傳統工業的產能過剩依然嚴重， PPI已經連續43個月負增長，煤炭、鋼鐵、水泥等企業苦不堪言。產能過剩的實質仍然是產需不匹配，這種過剩也不可能單純依靠里根經濟學從供給端去解決。我們需要平衡需求側擴張與供給側改革之間的關系，一手擴張不足之需求，一手改善不足之供給。
“供需不匹配”的經濟新矛盾是我們理解 “供給側改革”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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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之二：消化過剩產能會提速
劉鶴10月份調研廣東時提“供給側改革”，主要就是針對消化過剩產能而言的。多個行業、多個地區的產能過剩正引起各方的擔憂，它可能引發通縮、失業、經濟動力不足等一系列風險。
習近平在11月11日的財經會上也明確“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
過剩產能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包袱。產能過剩企業會占據大量資源，使得人力、資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約了新經濟的發展。可以預計，十三五期間，中央很可能會出臺重磅措施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
有分析者指出，未來去產能主要有三大路徑:
1. 加快企業并購重組，提高行業集中度；
2. 擴大出口，通過一帶一路戰略等開辟新的市場，從需求端加快去產能；
3. 加快產能輸出，將工廠遷移至中亞、非洲等國家，在供給端消化產能；
目前房地產行業也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即“庫存過多”，而房地產行業依然是國民經濟增長的一大支柱。在這樣情勢下，習近平才強調“要化解房地產庫存”。
民生證券李奇霖認為，政府的房地產政策已經在開始醞釀轉變：
會議提出要化解房地產庫存，可能采取的措施：
一是政府購買商品房轉為公租房或保障房；
二是繼續降低房貸利率減少購房成本以刺激需求；
三是加快農村人口向市區的遷移聚居。隨著庫存的消化，房地產業的現金流將得到改善，從而有資金繼續開發房產項目或投資其它行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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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之三是：服務業的黃金時代到來
“供需錯位”的矛盾格局下，“供給側改革”根本上有兩大任務，一是將資源要素從產能過剩的、增長空間有限的產業中釋放出來，二是為提供中高端消費服務的“朝陽產業”輸送更多的勞動力、資金、金融和技術。產業結構大變遷，意味著服務業的黃金時代已經悄然到來。
服務業是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雙重穩定器。一方面維持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提供就業崗位。第三產業每增長 1個百分點能創造約100萬個就業崗位，比工業多 50萬個左右。對政府保持經濟增長和穩定就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當下服務業發展的根本瓶頸不是需求不足，恰恰是供給不足。在教育、醫療、金融、旅游等領域，一方面國內抱怨聲不斷，另一方面大批消費者源源不斷地到國外消費。究其緣由，這跟國內服務業供給側的乏力有關。因此，中央強調“供給側改革”，加大力度扶持服務業自是題中應有之義。
中國首富王健林以體育產業為例，說明服務業在中國的巨大空間：體育產業在中國只有兩三百億美金的收入，要做到美國現在的規模，還有幾十倍的增長空間，現在中國人都追求健康、長壽，體育產業絕對有大前途。你如果能學會體育營銷、體育經濟、體育傳媒等等，那一定不愁找工作，我們現在找這樣的人都找不到。
王健林稱，文化、體育和旅游等產業會成為中國經濟的新亮點和投資的機會，這三個行業，起碼今后十年之內，收入都會處在大幅增長的階段，進入這三大行業就有大錢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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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或成為十三五期間經濟改革的主軸
從11月11日的會議報道來看，習近平為接下來的“經濟結構性改革”分解為四個關鍵點，包括化解產能過剩、消化房地產庫存、降低企業成本、發展股票市場。本次會議安排在十八大五中全會落幕，十三五規劃定局之后，工作重點顯然是轉向規劃的落實。
“經濟結構性改革”，任重而道遠，非一日之功。本次中央首提“供給側改革”，短期上是為了應對當下的嚴峻挑戰，長期上是追求的正是一個“供需向相匹配”的新經濟結構。“供給側改革”或許會成為十三五期間經濟改革的主軸。
從“三架馬車”到“供給側改革”，這種話語變化勾勒出中國經濟的演變，消費在國民經濟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對供給側的要求越來越高，在倒逼壓力之下，“供給側改革”的效果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轉型能夠平穩落地。
經濟學博士、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輯劉杉認為，以往為了保持一定增速，政府可以通過增加投資來改善總需求，這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管理方法。如果轉向改善供給，則未來增長更多依靠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這是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
附：
深化改革必須從供給端發力
文︱財經專家賈康
本文由《新浪專欄·意見領袖》整理自作者在《新供給2049戰略圓桌會議》上的發言
當前，按照方方面面使用的“新常態”概念來看，經濟運行中“新”顯然已明朗化，但是“常”還沒有實現，需要在運行中完成探底，在整個經濟企穩后對接“增長質量提升”，而且盡可能長久形成中高速增長平臺。
為了處理好新階段“動力機制轉換和優化”問題，需要考慮“怎么促使微觀經濟主體潛力和活力充分釋放”，要注重在整個經濟體系供給側正確地把握和改善環境、機制。釋放新需求所釋放的動力機制自然地聯系到創造“新供給”，我們也在“十三五”的文件里看到，中央文件里提煉了這樣一個非常清晰的認識，我們也是從這個角度考慮怎么樣在供給端著力來驅動升級和發展。
在認識框架上，我們首先強調過去已經有所強調的“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必須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二元經濟體，為解決好“三農”問題，需要在廣闊的國土上積極穩妥推進農業產業化，配合的是新型工業化、合理城鎮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所以，必須實施扶貧攻堅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的舉措，需要大量供給端的支持。
我國的區域差異在這些年的發展中仍然是巨大的，需要通過合理的統籌協調，來有效地貫徹中央確定的一系列區域發展的戰略意圖，適當加大中央政府轉移支付力度，控制區域差異，達成協調發展。爭取以實現“全面小康”為目標，在民生方面進行一系列公共產品和公益服務的供給，特別要貫徹應對現在已經看得很明顯的環境矛盾挑戰下綠色發展問題。
為了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還必須堅定不移的貫徹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在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我們別無選擇，必須支撐全面改革。必要的轉軌成本，在國防建設等等方面，我們仍然需要可觀的投入可觀的供給端要素。
這些擺在面前，在我們已經形成的現階段宏觀政策搭配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應該堅持很清晰地在供給端發力，有所區別對待地對于“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生態保護、深化改革等問題，要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進機制創新改進，這種供給管理是加強我們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增加國民經濟中有效供給和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條件，而且是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動力的環境建設的客觀需要。
這方面做出的努力，只會改進而不會惡化總供需平衡狀態，只會有利于維護“又好又快”的發展局面，而不會助長下一期的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
現在，中國經濟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是大家已經在擔心的通貨緊縮。我們在這個階段上，只有特別注意我們認為這種區別對待的有效供給，才能增強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的后勁兒。所以，就必須把供給管理擺在長期視野中，更多地加以強調和優化。
作為一個轉軌中的發展中大國，我們要追求“追趕—趕超”、后來居上的現代化。我們過去更多依靠“后發優勢”，現在必須努力轉為更多的爭取“先發優勢”，這樣一個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場主體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在政府職能方面有意識地把總量型需求管理與結構型供給管理相互結合，特別把理性供給管理作為“十三五”及中長期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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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什么要從供給端進行深化改革
第二個大的部分，我們強調，高度重視三大“國情約束條件”。
第一個重大的國情約束條件是半壁壓強型的巨大能源、環境、空間壓力約束下，我們在人口密度、汽車空間密度和能源空間消耗密度等方面有“胡煥庸線”早已經給出概念的、在實際生活中仍然非常鮮明的、半壁壓強型資源能源耗用和環境壓力。
我國經濟粗放的發展，階段性超常規的高峰期所形成的密度提升的系數，疊加在半壁壓強型基本國情上面，而且又加上了我們國家資源稟賦條件決定的基礎能源“以煤為主”，而且很長時間不可能改變“以煤為主”基本狀態異乎尋常的環保壓力，就引發了“高壓力區”和“高壓力階段”中我們基礎能源稟賦結構疊加而成的、中國經濟“升級版”的、可持續發展所面對的矛盾凸顯。
中央矛盾里所說到的矛盾累計、隱患疊加，我們感覺是對應這種現實問題的。可以說，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一種“非常之局”，十幾億人口組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它的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集中在百分之四十幾國土的東南半壁，實際增長的資源環境壓力絕對不是按一般理解的那樣一個數量級。這種“非常之局”要得到破解，一定要有“非常之策”，一定要用供給管理調整結構、優化結構，釋放增長空間。
第二個重大的國情約束條件是“中等收入陷阱”歷史性考驗階段的到來。中國如何避免這種問題，順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潛在威脅，伴隨著國內外一系列矛盾威脅和棘手的難題。
我們前一段時間已經有所強調，“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種客觀的統計現象，我們可以繼續探討、一定要至少居安思危地考慮，中國在“漸進改革”路徑依賴下，這種制度性的后發劣勢可能形成的制約，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矛盾積累。潛在存在的這些威脅的疊加擺在決策層面前，怎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種歷史性的考驗，它有對優化供給環境的重大要求。
第三個方面的基本國情，我們強調，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怎么彌合“二元經濟”、走向共富過程的嚴峻挑戰。鄧小平晚年最關心是讓一部分地區和成員先富起來見到眉目以后，能不能如愿地“先富帶動共富”、走向“共同富裕”。
實際生活中，怎么把城鄉區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財產差距保持在各個方面能夠承受的范圍內，應該說已經形成了一種嚴峻的挑戰，深刻影響供給環境和機制優化的問題。我們也注意到，中央《建議》里在這方面比過去更鮮明地強調怎么處理好“收入分配優化”的問題。
如果把這三大制約擺出之后，往前看當然應該把我們能做的事情做好。承前啟后地來看我們提出在“十三五”和今后一個比較長時間下，戰略目標應該是先在“升級版”增長平臺上使經濟企穩，發展動力轉型提升，進而實現“全面小康”之后爭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繼續從“追趕”對接到“趕超”，整合“全面治黨”對接“現代化”的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
這樣一個戰略考慮在原來鄧小平勾劃的“三步走”，以及中央一步一步到現在“四個全面”認識下，我們認為可以進一步地表述出來的這樣一個奮斗目標。具體而言，配合它的戰略分析，我們認為可以設想成這樣三個階段。
從“十三五”來看，要推進改革、攻堅克難“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力求推動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頂層規劃中所排列的重大改革任務取得決定性成果；
“十三五”之后這十年間，要乘勢“架設改革創新之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來建設創新型國家，對接高收入國家；
在2031年之后的那個時間段，要繼續強化我們的軟實力和硬實力，實現偉大民族復興。這樣的框架之下，在第三個層面，我們特別強調的，就是我們可以提出什么樣的意見建議。在這方面，我們提出要“解除供給抑制，放松供給約束”，這是提高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變“微觀潛力”為“發展活力”的關鍵所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供給端的改革，特別是制度供給。
要解釋所謂“中國發展之迷”，無論現在大家如何探討，我們認為最根本的改革開放大政方針的確立一定是第一位的。這種制度供給支持了中國前面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務又是異常艱巨的。
當前，我國經濟仍然面臨嚴重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是我們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須解決的、實質性的供給端創新。支持經濟增長特別長期增長的要素，所謂“動力源”，在理論上分析主要是五個方面：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資本，制度，創新。
主要的國際經驗都表明，各個經濟體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前，前面三項(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和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容易比較多的生成和體現出來。一般的經濟體在發展過程的前一段中，強調所謂“要素投入驅動”，粗放發展是和這有關的。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后面兩項在制度、科技和管理創新等方面可能形成的貢獻會更大，而且極為關鍵。所謂“全要素生產率”，主要就是指后面這兩項能夠給予的新支撐。
所以，中國新時期的增長動力構建，實際上是城鎮化、工業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加上政治聞名遐邇的民主法制化的發展過程。由實際經濟生活中的五大要素源，合乎規律優化重構的混合動力體系，結合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這幾個要素都存在明顯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需要通過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約，釋放經濟社會潛力，提高經濟增長活力。
從這樣的認識再往下展開，我們分析認為，當前我國經濟所面臨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可以從這幾個視角來看怎樣呼喚著實質性的供給端改革創新。
同人口勞動密集角度看，勞動力成本在上升、人口紅利在下降。土地自然資源方面看，土地制度應該承認是帶有明顯的僵化落后特征，自然資源的粗放和低效耗用也是越來越不能為可持續發展所接受的一種必須改變的現實。
在資本作用方面，與實體經濟多樣化融資和升級換代相匹配的金融支持是不足的，金融壓抑還相當明顯。在進一步創新方面，首先是創新主體是需要有創新能力的人，而我們教育體制扭曲僵化，科技創新驅動力在科技人員應該將物質條件得到改善，統計上的科技成果也在上升過程中，然而真正的科技競爭力卻沒有逐步提升。
應該承認，我們科技創新的驅動力還是比較弱的，我們很多科技投入糾結于現在真正能產生績效的特征遠遠不能令人滿意，光是“科研經費使用怎么有效”就已經爭論多年，實際生活中我們還是看到這方面機制的僵化和落后。在改革這方面，制度供給視角下應該承認政府職能和改革是不到位的，我們的制度供給仍然在現實過程中表現出嚴重滯后的種種特征。時間關系不展開這些問題的具體分析。
我們所致力于推進研究的新供給經濟學，首先就是改革經濟學。中國攻堅克難的改革，是同理應該把改革落到能夠守正出奇這樣的關鍵要義上。我們思維重點，是強調的“四個全面”總體布局新時期，怎么樣真正能夠從“增加有效制度供給”的角度實現創新和結構優化。我們要在充分尊重和敬畏市場的同時，理性地建設市場，堅持以經濟手段為主和深化改革優化制度緊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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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供給端發力的五大政策建議
我們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議有幾個大的方面，也是結合前面的動力源的分析形成的一套看法。
第一，立即調整人口政策，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優化實施人口資本戰略。們非常高興地看到五中全會正明確地宣布人口政策進一步調整，在“單獨兩孩”政策宣布之后，五中全會又進一步推到“放開兩孩”。以后，我們認為，還可以進一步地考慮在動態優化過程中，進一步把人口政策適應于人口結構化中長期發展需要。
整個這方面的思路，應該是將“以計劃經濟重點針對體制內人群的人口控制”過渡到“以整個社會全面優生和提高人口質量為核心的人口戰略”，同時進一步改寫“以教育和提升創新能力為核心”的人口資本戰略。
第二個主要的建議方面，是要積極審慎地推動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流轉制度，涉及大量的不同意見的爭論和提出我們主要的意見建議。我們特別看重，從長期來看，在可做的促進農村集體土地流轉等這些必要改革措施之后，有沒有可能借鑒深圳特區的經驗，最后對接到遠景上的“國有平臺，整合分類，權益求平，漸進歸一”的境界上去。
現實生活中，深圳的經驗又不能草率、簡單地在別的地方馬上仿效，但從別的地方的土地作為一個重要的、非常關鍵的生產要素的確權和流轉的基礎上，我們應該心存一個長遠目標，對接到一個真正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長久運行的狀態上。我們也在這個方面提出了可以展開的一套意見建議。
第三個方面，我們強調應該全面實施金融改革，積極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實體經濟，有關管理方面不斷地給出積極信息。央行的領導這一兩年——我作為研究者，純粹是以個人角度來說，高度贊賞、肯定央行領導的一系列鮮明改革態度。
因為很顯然，配置整個攻堅克難改革，我們在利率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的分析，已經無法回避一些帶有決定性、關鍵性的改革舉措。雖然還有不同意見的爭議，但是總體來說，大勢所趨地推進改革，我們認為應該積極地掌握，這樣才能解除金融抑制，真正把金融多樣化的改革進程對接到支持中國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這種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直接關系到我們所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受歷史性考驗。
我們建議的第四個方面，是切實以改革為企業經營創業活動松綁、減負，激發微觀經濟的活力。所涉及到的建議也非常多，時間關系不展開說。大家都在注意，從自貿區為標桿的、進一步的簡政放權、降低門檻、負面清單、打造高標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到現在的社保怎么樣按照五中全會明確的“把基本養老保障統籌提到全社會層次”，還有就是同時要調整整個稅費體系、降低企業實際負擔，都有很多的可做之事。這些改革是通過問題導向在制度供給方面發力，來使企業經營創業活動進一步得到“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環境和條件。
我們特別強調第五個方面，就是實施教育改革和創新驅動戰略。只有這樣才能培養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設創新型國家。這里面一系列的機制方面的優化，都是要專題研究的。
在五個方面的意見建議之后，我們感覺這些建議特別側重都是供給端發力，它離不開我們國家行政、財政、國企、收入分配、價格、投資等多方面的綜合配套改革。所以，再往下面，我們又特別強調了這樣一個視角，在“多方配套改革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見建議。
第一，我們強調，結合式地深化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應該同時考慮到把大部制改革和多規合一的制度改革一起形成配套。這個方面多說幾句，因為討論多年的這個視角上的改革，我們認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經涉及到更深層的系統性體制性問題，要從“減少審批項目的數量”轉到“真正使審批合乎質量要求”，“法制化、系統化、標準化、信息化、協同化、陽光化”必須結合大部制改革，內在邏輯是聯系在一起的，職能機構的協調聯動勢在必行。
除了提高行政法制的程度，順應精簡機構的要求之外，要落到現在，就要擴充動態優化設計，以后擇時啟動整個大部制框架下的、行政審批的國家標準化工作。同時，也應該特別注重規劃先行、多規合一。
我們現在不同的部門分頭來處理的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可以具體化到國土開發、城鄉建設、交通體系、環境保護、產業布局、財政跨年度規劃等等，都應該納入“多規合一”的綜合體系。這當然也需要全國統一的行政審批信息數據庫和在線行政審批平臺里的有效連通，提高政府官員的信息化水平，業務流程也要再造。
相關各個部門的收費自然也要在破除原來一些不合理的弊病。這是一個系統工程。這個建議當然也不是說可以一蹴而就，但從現在看“十三五”以及“十三五”以后中長期改革的深化，我們認為有必要進一步清晰地勾畫改革可操作的要領。再往下，我們強調繼續深化財稅改革，支持政府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有很多豐富內容。
中央關于財稅改革這方面的方案審批是三中全會以后的改革動作，我們現在非常關注原來中央所說的時間表。2016年，改革的重點和基本的事情做出來，能不能盡可能符合這個時間表。再有，要有序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轉置，這也是過去新供給特別強調的方向。我們看到這方面有所推進還存在很多糾結，要進一步理清一些基本改革的邏輯關系。
再有，我們非常強調改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相關制度，要積極打造橄欖型的現代社會結構，到了這個階段上，有些難啃的硬骨頭，特別關聯到我們的觸動既得利益格局的再分配問題，比如財稅改革里直接稅，我們轉移支付怎么樣沖破原來的一些部門，真正系統化、體系化、合理化，這些都有一些硬碰硬的改革任務。
再有我們非常強調滿足公共服務需要，優化結構和調動潛能為大方向下積極理順價格形成機制，有些配套的因素要抓住不放，今年已經有中央下發的關于電力部門改革的文件，中央已經明確要求在價格改革方面要有進一步的深化，這些部署怎么樣真正落到實處，也是對我們的考驗，也是觸動既得利益格局對我們來說執行推動改革的事項。
把這些處理好才能更好從經濟利益調動所謂內生的潛力和活力，促使社會方方面面在價格信號和價格形成機制引導下形成有效投資。這個當然也涉及到我們積極推動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PPP創新上。
